建國以來我國高校檔案學術研究發展年代研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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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更新時間2019-07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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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要:利用CNKI數據庫中1953-2019年發表的高校檔案研究學術文獻,進行年度分布研究分析,勾勒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高校檔案學術研究6個不同發展階段。分析顯示研究為數量擴張型,規模翻13番,體量擴大595倍,總體是上升趨勢,發展速度由低到高,再轉低。存在宏觀性、政策性成果寡,高質量文獻少,整體性研究薄弱等不足。改變發展模式,及時轉向內涵質量型發展,是增強與擴大在國內檔案學術界影響力的必由之路。


  關鍵詞:高校檔案;學術研究;CNKI;定量研究


  1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


  本文以CNKI(中國知網)為數據來源。使用了高校檔案、大學檔案、高職檔案、高專檔案、高校檔案館、大學檔案館、高職檔案館、高專檔案館8個檢索詞。樣本檢索項為主題,樣本檢索模式為模糊匹配,檢索時間為2019年1月21日。共獲得樣本文獻23727篇。


  2樣本的總體年度分布


  從總量看,截至2019年1月21日,1953-2019年,實際總共發表文獻23727篇,以1953年3篇的基數來計算,總量翻了近13番(24576篇)。如果以1953-2018年實際發表23722篇,加上2019年預計發表1375篇計,共發表文獻25097篇,總量翻了超過13番(24576篇)。總量不斷增加,規模持續擴張。具體的年度分布、占比及增速見表1。


  1953-2019年的67年間年均380篇。有數據的49年年均512篇。最少(1955年、1959年、1963年)1篇,最多(2015年)1788篇,最多比最少時增長近595倍。中位數894篇。


  從年代分布與總體趨勢看,對發文的年代分析能夠直接反映我國高校檔案學術研究的發展脈絡,并勾勒出其發展軌跡,是對我國高校檔案學術研究“生產能力的宏觀考察”[1]。通過文獻年代分布分析,看出具有明顯的階段性,大致分為六個發展時期:


  第一階段,1953至1963年為時斷時續的起步時期,年發表文獻在個位數,年最多發表4篇,年最少發表1篇,極差3篇,年均發表文獻2篇。我國高校檔案研究學者公開發表的論文,8年間只有零零星星18篇,占全部文獻的0.072%。極差小,增量也小,基數小,總量更小,是增速次高階段。


  第二階段,1964至1978年為長達15年的中斷時期。


  第三階段,1979至1993年為恢復增長時期,年發表文獻數絕大多數處在十位數,年最多發表95篇,年最少發表6篇,極差89篇,年均發表文獻50篇。15年共發表文獻750篇,占全部文獻的2.988%。極差加大,增量隨之增加,總量仍很小,是增速最高階段。這個時期與我國改革開放及高等教育恢復相重合,反映了我國高校檔案研究的恢復與重啟,得益于國家的改革開放,萬業俱興,不僅檔案學高等教育得以恢復,高校檔案學術研究也得以發展,“學術交流、學術合作逐步加強”[2],這一時期的發展穩健,基本處于逐年穩步增長的狀態。1989年10月10日國家教育委員會令第6號發布的《普通高等學校檔案管理辦法》,是這一時期高校檔案研究的最高成果。


  第四階段,1994至2006年為高增長時期,年發表文獻數進入百位數,13年共發表文獻4898篇,占全部文獻的19.516%。年最多發表895篇,年最少發表141篇,極差754篇,年均發表文獻377篇。極差進一步擴大,增量同步擴大,總量接近全部文獻的五分之一。是增速第三高階段。這一階段高校經歷的整合與擴招,直接推動了高校檔案研究的發展。


  第五階段,2007至2015年為超高增長至頂時期,年發表文獻數跨入千位數,年最多發表1788篇,年最少發表1125篇,極差663篇,較上個階段又有了一個質的飛躍,年均發表文獻1490篇,9年共發表文獻13414篇,占全部文獻的53.449%。極差雖然有所縮小,增量絕對值仍在繼續擴大,總量超過了全部文獻的一半,進入高校檔案研究全盛時期。是增速次低階段。2008年9月1日起施行的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、國家檔案局聯合頒布的《高等學校檔案管理辦法》既反映了這一時期高校檔案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,也及時回應了高校檔案工作發展的需要,將高校檔案研究進一步推向高潮。


  第六階段,2016至2019年為回落調整時期,年發表文獻數仍在千位數,年最多發表1673篇,年最少發表1375篇,極差298篇,年均發表文獻1504篇。4年共發表文獻6017篇,占全部文獻的23.975%。極差縮小,增量絕對值收縮,總量仍接近全部文獻的四分之一。是增速最低階段。


  整體發展速度經歷了一個由低到高,不斷加快,再逐漸放慢,直至減速的過程。


  3不足與方向


  首先,從文獻的類型分布看,一般性學術類文獻占97.96%,政策研究類文獻只占1.34%,綜述類文獻僅占0.69%。體量上,一般性學術成果占絕對優勢,宏觀性(綜述類文獻)、政策性(政策研究類文獻)研究成果相對稀少。


  其次,從樣本文獻核心期刊的占有量看,全部樣本文獻中有4880篇發表在核心期刊上,占19.44%,不足五分之一。再從樣本文獻的基金分布情況看,研究雖然得到了國家、地方和部門39種各類基金項目的資助,覆蓋全國約2/3省市,但252篇獲助文獻只占全部樣本文獻的1.062%。總體上高質量文獻數量較少。


  最后,在樣本文獻中,涉及高校檔案館(室)這樣的整體性研究文獻1049篇,只占全部樣本文獻的4.18%,約為1/25。單項研究多,整體性研究少。


  因此,高校檔案學術研究應當在完善和改進上述不足的同時,改變數量擴張型的發展模式,及時轉入內涵質量式發展模式,增強與擴大在國內檔案學術界的影響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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